至今世小说:市井文化的形容与反省:《烟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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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 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9 与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等 ...

摘要: 深圳特区报讯 在昨日的各种新书发布中,有一本书成为展会上的热点,即中南传媒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文雨的长篇小说《搜索》。该小说的电影版,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摄,姚晨、高圆圆等一线 ...深圳特区报讯 在昨日的各种新书发布中,有一本书成为展会上的热点,即中南传媒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青年作家文雨的长篇小说《搜索》。该小说的电影版,由著名导演陈凯歌拍摄,姚晨、高圆圆等一线明星主演,将于7月上映。小说《搜索》里的大致故事是,美女叶蓝秋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后,在回家的公车上拒绝给老人让座。旁观的女记者陈若兮出于职业敏感抓住这个画面,并对此策划了一场从传统媒体到网络媒体的舆论大战。叶蓝秋死了,而网络最终又让记者陈若兮负责。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正义之神,可正义究竟在哪里?小说旨在通过讲述网络搜索等热门故事,展现网络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另外,记者了解到,《搜索》,还是初选入围2010年鲁迅文学奖的唯一一部网络文学作品。

摘要: 无论是此前对于高考的反思,比如最负盛名的《中国高考报告》,还是今年各大报刊杂志对高考30周年的纪念,所有对于高考的叙事都是纪实类的,要么是个人回忆,要么是报告文学。直接描写高考的小说,尤其是全面关注高考 ...无论是此前对于高考的反思,比如最负盛名的《中国高考报告》,还是今年各大报刊杂志对高考30周年的纪念,所有对于高考的叙事都是纪实类的,要么是个人回忆,要么是报告文学。直接描写高考的小说,尤其是全面关注高考竞争状态,反思高考畸变的小说,一直没有出现。直到2006年,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奸细》问世,这个热门的社会话题才首次在小说中得以直接的体现。然而,限于篇幅,《奸细》只涉及到了高考竞争生态中的个别教师,对于首当其冲者,尖子生本人,家长,以及教师的精神群像、学校的整体氛围都无力呈现。而这些更为丰富的高考意蕴和更为宽广的文本空间,都在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磨尖掐尖》中一一实现。所谓“磨尖”,指的是在高考大潮的裹胁中,尖子生不断被朝着状元的方向打磨的过程。而这种打磨,不止是知识记忆的强化和学习成绩的比拼,更是对其人格天性的打压和改变。所谓“掐尖”,指的是中学之间争夺状元种子选手的斗争。似乎,这只是针对尖子生的一种“制造工艺”和“打造流程”,而实际上,教师、家长、学校领导者无一逃脱。所有的人都是这一过程的推动者和受害者,所有人的人性和人格都发生了变异。作为线索人物,尖子生郑胜的命运一直动人心弦。如果说,天才和贫寒子弟的身份叠加常常能够产生成功神话的话,那在郑胜这里情况出现了逆转,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单亲家庭的孩子。过早丧失母爱和过多领受父亲的脾气暴虐,让他心灵荒芜,而教师在重视和偏爱的名义下,对他成绩的期许和心理的忽视,则让他彻底丧失了自我拯救的希望。置身天才光环下的郑胜疯了,而最终变成拾荒匠的郑胜却出人意料地重归清醒和理智。“伤仲永”的故事重演,只是原因和结果都已大相径庭。而且,这一个“仲永”泯然众人的结局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悲,反而让人松了口气——他总算挣脱了高考的枷锁,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这是《磨尖掐尖》由不急不徐的情节推进中展现的深刻尖锐之处。一如对高三老师费远钟的关注一样。在出卖尖子生的利益诱惑面前,费远钟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为人师表者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底线。他试探性地滑落和及时地控制,其委曲婉转和首鼠两端都极为真实细腻地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懦弱和良知。他在充当好高考竞争工具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似乎是压抑的命运轨迹中的理想光亮,然而,它很快被别人的出卖轻松扑灭。费远钟的自我挣扎变成了迂腐和落伍的证明,小说也由此在灰暗的色调中增添了一丝幽默的色彩——含着眼泪的微笑。这和罗伟章的叙述风格颇为吻合。他的写作总是带着“弱者的悲悯”。他很少对人物表达同情,因为他本身就是弱者。他总是以弱者的眼光观察和揣度,以弱者的立场评价和权衡。因而,在他小说的情感逻辑里,没有愤怒,只有荒诞;没有不可承受的苦难,只有难以言说的痛楚。因此,《磨尖掐尖》对于高考的反思,对于高考状元制造过程的质疑,都不是怒发冲冠的,而是带着理解的无奈,带着流泪的忍耐。这样低姿态的写作立场,仿佛更为贴合高考在中国教育体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状。也与所有参与者“明知不当为而为之”的被动性更为贴合。小说中多处突出了日常生活和高考战争状态的力量博弈。一方面是高中教师沦为教学机器的现状,比如毫无个人生活的英语老师钱丽,退休了还坚持站在教室外面听课的老师田心芳;另一方面是以许三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对学校自足生态的打破。高考以压倒性的战争思维笼罩在学校上空,然而,更为严峻的形势和更为急迫的矛盾是在“高考的第四天”来临。尖子生梁波身处名校而犯罪抢劫即是明证。可悲的是,这高速运转的高考机器,任何制动的力量都不足以让它停止。对于高考的参与者而言,所有的日常生活都空前缩减为华丽的前途许诺和切实的眼前利益。高考对于日常生活能力的扼杀,或许是其最为严重的负效应。有关高考的其他弊病只不过是这个本质问题的衍生和变异而已。罗伟章由文学杂志进入文坛,这在传统文学观念看来是正经的科班出身;题材上,他因“底层写作”而声名远播,因而写作中的现实主义素质勿庸置疑。《磨尖掐尖》很好地体现了这两方面因素所代表的艺术水准和生活基础:几年的中学教师经历让他写起校园生活来真实可感,而各大文学杂志的打磨让他对于叙述弹性的把握也颇具经验。因而,在看似热门的高考题材中,在对高考的各种纪实性反思颇为多维和丰富中,《磨尖掐尖》依然实现了一部优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意义与价值。《磨尖掐尖》出版的时候,正值考霸张非在网络和各大媒体广受关注的时候。这个在北大清华间出入的状元自称是“史上最牛的高考钉子户”,然而他清华的同学却在天涯网上说:“其实,像张非这样几进几出清华的人大有人在。张非并不最牛。”他的妈妈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候说:“大家只关注我儿子智商高,考分高,其他的很少关注。不会与人相处,不知心疼父母,缺乏自理能力,情商几乎为零。他会真正快乐吗?”现实事件与小说如此的呼应和对照,并不偶然。而《磨尖掐尖》的意义勿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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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友梅的小说艺术风格主要体现在他所自觉追求的“京味风情小说”。 他宣称:他的这类作品“都是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9 与老舍的《茶馆》、《正红旗下》等作品相似,《烟壶》10也采取了从描绘日常生活、日常习俗的角度来表现历史变迁的叙事策略。它以“烟壶”为中介,描绘了19世纪末叶北京城市的风俗画,串连起了各色各样的人物,于方寸之中看到市井世界的芸芸众生和时代矛盾冲突,看到市井文化中的高尚与卑鄙、狡诈与善良,同时也隐隐透露出一种反思精神。《烟壶》的故事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八旗子弟乌世保出身于武职世家,虽为游手好闲却不失善良和爱国之心。他被恶奴徐焕章所害,陷于牢中,结识身怀绝技的聂小轩,因缘际会学会了烟壶的内画技术与“古月轩”瓷器的烧制技术。出狱后因家破人亡被聂小轩父女收留,聂氏父女有意招赘他以继承家传绝技。但一个有权有势的“洋务派”贵族九爷为了向日本人讨好,逼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行乐图的烟壶,聂小轩毅然断手自戕,以示反抗。小说的结尾,乌世保与聂氏父女一起从北京城逃亡。从简略的介绍已经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情节性颇强的小说。作者似乎从评书、相声、章回小说等北京传统民间艺术中吸收了不少营养,以全知的视角把故事讲得特别跌宕起伏。小说中的“说书人”始终处于一种相当活跃的地位,这一点与汪曾祺的小说的叙述者有一点相似,但邓友梅的趣味与修养明显地与汪曾祺不同:他虽然也在海阔天空地闲聊,但始终忘不了编织复杂曲折的故事情节,他也不象汪曾祺那样在民俗趣味之中寄托自己的理想,他所关心的就是民间生活、民间风俗本身。所以,与汪曾祺相比,邓友梅少了一些萧散自然的神韵,却多了一些市井细民的趣味。不过俗也有俗的好处,《烟壶》中唠叨而自由的说书人是一个讲故事的能手。他从古典章回小说那里颇得到了一些叙事的技巧,虽然是全知的叙述者,但并不依靠理念做过多的评论,而善于从人物的语言、行为与心理的白描出发,把那些贵族王爷、八旗子弟、市井艺人、汉奸奴才等描画得维妙维肖。他也具有熟练的讲故事的才能,小说中,乌世保在狱中结识聂小轩以前是以他自己的故事为主要的叙事线索,从他出狱以后到再遇见聂氏父女则运用章回小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惯技,分头讲述乌世保与聂小轩的故事,重逢以后两条线索又合拢在一起对整个故事作一收束;他也善于利用插叙的方法,常常先讲述事件的结局,然后在合适的地方用插叙来解释,例如交待徐焕章的过去与乌世保入狱之后的家庭变故以及乌大奶奶的遭遇等都是如此,颇类似于相声与评书中“抖包袱”式的悬念制造。《烟壶》叙事上腾挪躲闪,舒卷自如,显得非常老到。小说中说书人的插入语在两种情况下非常活跃,其一如上所述是出于讲故事的需要,其二则显示出叙事者确实具有一种《清明上河图》的兴趣,他的插话不但给我们讲述了一些老北京颇具都市民间色彩的技艺与风俗,并进而向我们展示了那种封建社会末期熟透到极点的市井文化。《烟壶》首先表现了这种市井文化中正直而又具有创造性的一面,并将这一种品行赋予了远离权力中心、处于被压迫地位的民间艺人。这在小说中以“烟壶”的制造技术为主要的代表,说书人一开始就用单口相声的讲述技巧介绍了烟壶的繁复的种类,并对其制造技术极为推崇:“一句话,烟壶虽小,却渗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心理特征、审美习尚、技艺水平与时代风貌”,“多少人精神和体力的劳动花在这玩意儿上,多少人的生命转移到了这物质上,使一堆死材料有了灵魂,有了精气神。……您得承认精美的烟壶也是我们中国人勤劳才智的结晶,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一种贡献……”然后又以惊叹的口气介绍了烟壶的“内画”技巧与“古月轩”瓷器的制造技术的繁难与精巧,例如聂小轩烧制古月轩“胡笳十八拍”烟壶,“怕要烧八十八窑还多”,其绘图、上釉、烧制的技术要求非常苛刻,以致聂氏父女烧制古月轩几乎无利可图,就像柳娘对寿明说的“隔三差五烧几件,一是为了维持住这套手艺,怕长久不做荒废了,对不起祖宗。二是我爹跟我也把这当成了嗜好,就象您和我师哥好久不唱单弦就犯瘾似的,有时赔点钱也做!不管多么劳累辛苦,多么担惊受怕,一下把活烧成,晶莹耀眼,光彩照人,那个痛快可不是花钱能买来的!”这典型地体现出民间艺人对艺术的忠诚,其为创造献身的精神也正体现了一种民间文化的吸引力与普通人民的活力。小说还介绍了当时的礼俗(如主子与奴才的关系)、民俗、节日等,从中显示出当年老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心态。叙述者还以赞赏的态度描写了普通人的正直与情义。例如,乌世保入狱之后结识了聂小轩,聂小轩不仅指点他画烟壶内画,而且信赖地将家传绝技传授于他;乌世保的好友寿明在他入狱期间前后奔波,帮助他出狱;乌世保也不负他人所托,在处境稍有好转就去看聂小轩的女儿柳娘;聂小轩不愿制作凌辱国家的烟壶而断手自戕……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普通中下层市民心灵的美好与善良,也看到了他们高尚的民族气节和作人的良知。同时叙述者虽然欣赏这种民间的正直与创造性,在叙述中却让它们都处于一种“无力”的境地。这些“好人”都是毫无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处于一种被剥夺到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地步,权力者以一种玩弄的心理对待他们的艺术乃至生命,有权者的任何一点小小的手腕、甚或心血来潮的恶作剧,也会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灾难。《烟壶》中的市井世界是以满清专制皇权体制下的等级秩序为基础的,这种专制体制,专注于“主子”和“奴才”的名分和关系的认定,使等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既做主子又做奴才的畸形状态中,做小主子的人要做大主子的奴才,做奴才的人一旦有机会做主子比“主子”还要耀武扬威,“奴性”与“自大”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关系中,做主子的人的“壮志”与生命力被日常生活所消磨,做奴才的人则常常一旦发迹就霸道阴毒之至。生活于其间的人,向好的方面发展也不过是安分守己、沉溺于一些细小的人生趣味,在其中浪费生命,若向坏的方面发展则人性中恶劣的一面暴露无遗。例如小说中徐焕章这样卖身求荣、奸诈残忍的小人,就是这种社会文化体制下的必然产物:他在破落的主子乌世保面前,也可以遵从名分,对后者的侮辱忍辱负重,但是一有机会却马上耍手腕将之投入监狱,使其倾家荡产。他在普通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但对外国人与大官僚却又是狗一样的奴才--而他之所以能够获得一些权力正是从这种主动当奴才的行为中获得的。在这个人物身上典型地体现了市井文化中劣根性的一面对人性所具有的侵蚀作用。其次,《烟壶》还表现了八面威风却又崇洋媚外的没落封建文化和半殖民文化的生活习气。例如,小说中的九爷身上,具有典型的八旗子弟爱玩闹、爱搞恶作剧的特点,小说由他百羊闹茶馆、玩烟壶逗狗、戏弄化缘和尚诸情节,揭示了他身上“爱惹漏子看热闹”的八旗子弟的习气。这种习气本来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称心如意地玩这些恶作剧,与他的权势是分不开的。而且,他为了讨好洋人,接受徐焕章的主意要聂小轩烧制绘有“八国联军行乐图”的烟壶,在他自己不过是心血来潮,对于普通的艺人来说,却无异于灭顶之灾,体现出权力者与民间的不平等状态。不过这种反思与批判的精神到底不是《烟壶》的主调,与《正红旗下》相比,他的反思与批判都算不上深刻。总体上看,它确如作者所称是一篇“民俗学风味”的小说。 虽然它设计了一个爱国主义的主题,但实际上是将晚清北京城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世界作为关注的中心的。叙述者的娴熟的叙事技巧使他顺利地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作品,以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展的畸形文化和这种文化培养熏陶下的“特殊市民阶层”为表现对象,绘制了一幅独具色彩的民俗画和众生相。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老舍等人的颇具北京地方色彩的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为以后的文学脱离政治意识的干扰,自由地表现民俗世界提供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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