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文资源消息:二〇一五:吉林长篇小说一瞥
分类:作家专区

摘要: 长篇小说这一体裁能够持续不断地书写急剧变迁的当代现实。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代中国现实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复杂状态。如何通过敏锐的眼光和担当的情怀捕捉 ...长篇小说这一体裁能够持续不断地书写急剧变迁的当代现实。进入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当代中国现实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复杂状态。如何通过敏锐的眼光和担当的情怀捕捉当下的新现实、真现实,成为摆在作家们面前最重要和最棘手的难题,如何书写这一复杂而又变动不居的当代现实,也成为当下长篇小说写作最重要的使命。在这一方面,张炜及其最新力作《艾约堡秘史》很大程度上给出了答案。张炜是一位高产而又多产的作家,从早期的《古船》《九月寓言》到《刺猬歌》《你在高原》,再到《独药师》和《艾约堡秘史》,数十年笔耕不辍,不论是作品数量还是质量,在当代文坛都可谓首屈一指。他还是一位多栖型作家,既有长篇小说,又有中短篇小说,还有散文、随笔甚至评论问世,累计发表1300余万字。他始终致力于中国现实的书写,在现实书写的基础上积极寻求自我突破和超越。张炜对现实的关切并没有停留在“时代传声筒”的层面,他还被称为诗性作家、文化作家。从早期的“粉丝文化”“东莱文化”到“养生文化”,再到《艾约堡秘史》中的民俗文化,都展现了张炜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的探索和掘进。他作品中诗性而优美的文字表达带给读者美的享受。总之,张炜能以敏锐的眼光搭建现实与文学的联系,用诗意化的文学语言表达对现实显在或隐在的关切。具体到《艾约堡秘史》而言,作者既做到了对历经40年改革开放的当下中国现实的正面强攻,又通过人性的异变表达对现代化的反思,还通过历史的追溯和爱情的书写表达对当下现实的隐喻和批判。《艾约堡秘史》延续了张炜对社会和文化关切的一贯创作风格,在原有创作基础上进一步开掘。故事讲述了一个伴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而来的商业帝国企图兼并生态渔村矶滩角的曲折故事。作者在展现现代与传统碰撞的同时,呈现了当代文学少有的关注的巨富阶层的发展轨迹,展现了主人公淳于宝册历经磨难和发迹前后的心理变迁,在得与失的交织中让我们领略了这一另类群体不一样的悲欢离合和喜怒哀乐。作品还揭示出,在现代化背景下,过快追求经济发展而导致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人性异化。这是作者对当下现实的正面强攻,也是对现代化进程的深刻反思。作者在历史、现实与爱情的辗转腾挪中,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巨富阶层淳于宝册、忠于爱情爱好读书的蛹儿、誓死保卫矶滩角的吴沙原、民俗学家欧驼兰等等,这些人物都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下进行相互博弈或自我挣扎。值得一提的是,《艾约堡秘史》是近年来少有的正面关注巨富阶层的作品,可以说是目前呈现和书写这一群体最为重要的文本之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发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经过近40年的发展,这一部分群体已经富起来了,但在富起来后,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特别是遭遇精神上的危机。《艾约堡秘史》多重线索相互交织,一是通过蛹儿和淳于宝册的相识、共事进而彼此了解对方的过去,二人相互坦露,互为镜鉴。蛹儿通过淳于宝册的“回忆录”认识了他的坎坷经历:宝册在发迹之前经历了重重磨难,从小时候的父母双亡、寄人篱下,到浪迹天涯、到处遣放,再到遇见老政委杏梅才渐渐走向发迹的道路。这一过程塑造了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从不屈服的精神。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宝册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老奶奶、校长李音、小狗丽、李一晋老人等都在他极为落魄的人生中给他莫大的支持。特别是富有主见的老政委在他发迹的过程中给他以精神上的扶持,让他能够渡过重重难关。宝册是一个知恩图报的性情中人,他没有忘记任何一个帮过自己的人。宝册通过蛹儿的回忆了解了她的复杂而又凄惨的爱情故事:蛹儿的第一个男人是一个绘画专业的跛子,跛子后来移情别恋,第二个男人是个瘦子,但不久后因感情不和而离婚,两任男友的共同点是都充满了对她控制和监视的欲望。二是作者在历史与现实的来回腾挪中,推动情节的发展。正是因为淳于宝册有了那样的发迹史,才让这个曾经不向一切低头和屈服的他在面对兼并矶滩角的问题时“递了哎呦”,开始了游移不定和自我反思。他一面与吴沙原和欧驼兰进行着斗争,一面反思着自我过往的罪行。他一手创造的狸金帝国虽然彻底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面貌,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也造成了环境严重污染,周边村民得了重病甚至绝症的恶劣后果。因为有了狸金,整个地区都不再相信正义和正直,也不信公理和劳动,甚至认为善有善报是满嘴胡扯……作者对这一巨富阶层及其创造的财富和造成的社会问题给予正面的书写和呈现,将社会发展造成的最直接的社会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也许作者不能为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是这足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作者在对巨富阶层的现实进行正面揭露的同时,也通过这一阶层的心理变迁表达对现实和现代化的反思。面对自我过往曲折的奋斗史和破坏史,淳于宝册开始了深刻的反思。他看到了资本无坚不摧的力量,也看到了资本的杀气。他得到了狸金帝国,却失去了爱情、也失去了心理的平静。宝册原本迷恋写作,却阴差阳错或误入歧途,进入了实业。因为看穿了这一切,他已经不再管理狸金的具体事宜了。他得了荒凉病,只想做自己爱做的事情。他说这辈子自己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不能再荒废下去。但是面对逝去的过往,他陷入了深深的忧虑,一方面他无法忘记自己的过去,另一方面他也无法给自己的未来找到心灵的真正归属。他只能选择爱上民俗、读书和爱情。他像人要叶落归根一样,回到原来的心愿和迷恋上去。但他说:我千辛万苦九死一生才走到今天,再往哪里走啊?没人回答,只好整夜自问自答。在这里,作者一方面写出了主人公淳于宝册对自我的反思,另一方面也有着对时代发展的叩问、折射和对现代化的反思。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就国家而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和整体实力持续攀升;就个体而言,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升。淳于宝册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发展进程密不可分。在历史发展的拐角,物质极大发展为个人和国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优势,但精神的无处安放也为国家和个人发展带来了难题,国家和个人向何处去?作者以这样的方式将这一棘手而又迫切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这在引起每一位读者共鸣的同时,也使读者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作者通过个人小现实透视或折射国家的大现实,既是对现实主义的深化,也是对现实主义的升华。现实是复杂的,需要通过历史进行追溯;现实又是乏味的,需要通过书写爱情来逃离。《艾约堡秘史》中,作者还通过对历史的追溯和爱情的书写表达对现实的隐喻和批判。现实是由历史而来,历史总能给现实以烛照,社会是一个大历史,而每一个人又是一个小历史。作者既书写了主人公淳于宝册坎坷又传奇的发迹史,又写出了他自我人性的变迁史;既写出了蛹儿复杂的爱情史,又写出了她与淳于宝册的交往、共事的历史;既写出了淳于宝册与吴沙原、欧驼兰的斗争史,又追踪了吴沙原、欧驼兰的生命史。作者力争在多重复杂的国家和个人、企业和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历史交织中,追溯当下现实剧烈变迁的深刻缘由,展现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的深度交流、碰撞和融合。爱情是浪漫的、唯心的甚至崇高的,它能让人以诗意的方式在大地上栖居,这与枯燥而又程式化的现实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艾约堡秘史》中,作者多次表达主人公淳于宝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失去爱情的痛苦。在事业有成后,他一直致力于对爱情的追逐,也羡慕和崇拜那些能够不顾一切掌控并拥有真正爱情的人:他与老政委、蛹儿和欧驼兰的爱情,或者因为只顾追求发展事业而错失,或者因被现实干预而不再单纯和美好。淳于宝册身上集中了所有男人的优长与魅力:沉着、坚毅、神秘、率真,而且还有未能消磨殆尽的纯洁,却在忙忙碌碌的一生中没有找寻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他并不对权力过于钦佩,而最佩服的是情种。当然,作者没有仅仅停留在爱情书写的层面,在纯真爱情已经极为稀有的当下,在乏味、复杂而又一体化的现实中,如何保持心灵中那一点纯真,是作者给当下人的善意提醒,更是对当下现实的隐喻性批判。现实主义不是对现实的复写和再现,更不是自说自话的凌空高蹈。现实主义作家既要紧跟时代步伐,有正面现实的勇气和决心,又要有诗意般的情怀,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持续掘进,还要有自我超越和超越他人的精神。在这三个层面,张炜及其《艾约堡秘史》都可以说具有典范意义。从这一层面而言,《艾约堡秘史》是当下现实主义作品中不可多得的文本。当下文坛也呼吁更多像张炜这样富有使命感并持续关注当下现实的作家出现。

摘要: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出版界掀起了一阵“抗战记忆热”。武汉作家中,早在2013年,就有军人出身的作家徐力出版过长篇纪实《1938:保卫大武汉》,记录了那悲怆的历 ...2015年,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之年,出版界掀起了一阵“抗战记忆热”。武汉作家中,早在2013年,就有军人出身的作家徐力出版过长篇纪实《1938:保卫大武汉》,记录了那悲怆的历史一幕。到了2015年,赵瑞泰的话剧《别忘了我》讲述了一位韩国女孩在汉口积庆里不幸沦为“慰安妇”后的遭遇,以及后来受到中国老百姓照料的感人故事,风格感伤,别具一格。姜燕鸣的长篇小说《倾城》则延续了她写武汉女人故事的路子,通过抗日风云中四位女性的命运,写出了小女子在战乱中的日常生活,也写出了老汉口的一道道风景——从拥挤的码头、火车站到花楼街的小旅馆、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从鸟语花香的珞珈山到繁华热闹的汉口新市场……在战云压城的时分,作家写出了一种心态:有恐慌,也有风花雪月,以及勾心斗角的日常生活。胡晓明的《菩萨蛮》则发掘了五代十国的一段故事,揭示了乱世中“板荡见忠臣”的可歌可泣。主人公王审知一面忧国、忠君,一面也审时度势、视民如伤。本来他可以去打仗、戡乱、建功立业的,可最后受到佛家的启发,为了民众不遭受战乱涂炭而放弃了战争。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写出了朱温的残忍、暴虐,以及朱氏父子之间的矛盾。湖北的许多作家都有写长篇历史小说的偏爱,从姚雪垠的《李自成》、杨书案的《孔子》到李叔德的《孟浩然新传》《乱世诗人张继》《惊世骇俗皮日休》《大宋米癫》系列,到胡晓明、胡晓晖兄弟的《洛神》……已经形成了可观的阵容,值得关注。继续关注现实的忧患2015年,也是反腐斗争继续深化之年。贾臻文的长篇小说《“双规”》通过一个“山寨纪委”的昙花一现揭开了当下官场的腐败现象,还写出了腐败的荒唐感,为曾经非常热闹的“官场小说热”增添了新的看点。小说写出了官场腐败现象愈演愈烈的可怕现实,又暴露出了不法之徒从蝇营狗苟到办“山寨纪委”大“捞了一把”的荒唐。小说中关于“现在社会上有种怪风气。如果发现哪个领导几天不见或几天没上电视,就怀疑被‘双规’了,搞得干部人人自危。有的上党校都不敢去。特别是现在网络发达,听风便是雨,搞不好就‘人肉搜索’,连祖宗八代都翻出来晒在网上。有时假的搞成真的了,非常可怕”的描写也入木三分地写出了近年来因为反腐力度的加大,使得贪官们风声鹤唳的恐慌心态。还有曹军庆的新作《影子大厦》,通过聚焦一个以黑社会起家的金钱帝国从发迹、兴盛到倾覆的全过程,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肮脏与诡异,很有典型意义。此书与蒋子龙的《农民帝国》、阎连科的《炸裂志》一样,具有批判现实主义的力量。尔容的《相爱不说再见》,则通过一家杂志在改革风浪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起起伏伏,相当生动地写出了一群编辑的命运沉浮:无论是上下级之间彼此利用,还是男女之间逢场作戏,都看似没心没肺,其实充满了无可奈何的叹息。小说的一大看点是语言俏皮、生猛,很有烟火气、麻辣味。也写出了这个搞笑成风的年代里语言的狂欢、以及自嘲的流行。湖北的当代文学,一直以写实的风格引人注目。写实的文学如何不断写出新的社会问题、生活气息?上述作品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多奇书2015年的湖北长篇小说还多奇书。所谓奇书,指的是那些立意奇、叙事奇、记录奇人奇事的作品。例如武汉大学法国文学专家杜青钢教授就出了一本“测字小说”——《字行天下》,堪称奇事。书中既记录了他多年来研究传统测字文化的心得,也点化出预测人生的玄机深不可测,可谓奇也。还有陈应松的《还魂记》,通过一个在押犯人被同监犯人整死后魂归故乡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写出了乡村少年经历的种种不幸,以超现实的魔幻手法写出了破败乡村的重重乱象。这样,作家就将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乡村破败、底层危机”写出了魔幻的意味。再如周芳的非虚构文学《重症监护室》是作家以义工、“病人”的身份进入ICU,去“认识生命的犹疑与不确定”,去直面痛苦与死亡、纠结与虚无、无奈与尽力,并因此懂得更加珍惜人生的一份真切记录。还有成君忆的长篇小说《牛郎织女》花了相当的篇幅写了自己对楚国历史、嫘祖、妘姓与郧国、七夕节的猜想,对《诗经》中关于汉水的歌咏、关于武汉市及东西湖地区一些地名(如马鞍山、百莲湖、蔡甸、野歌渡等等)的考证,这样的猜想其实与他关于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可能在东西湖一带的猜想紧密相关,显示了一位热衷于地方文化研究的作家的痴心。这些奇书昭示了湖北作家在拓展长篇小说新思维、新想法方面作出的可贵努力。还有两部作品值得关注:一部是73岁的潜江退休经济师王作林的《不可冰封的爱与梦想》。此书一年前曾以仁长久的笔名出版,题名《冻土下的爱》。经修改后,配以二十余幅照片再版,显示了该书的浓厚纪实色彩。这是一部记录不堪回首的伤痕往事的书。几十名“地富反坏右”子女在特殊的年代里自发组织起来,在一个阶级意识空前强化、出身问题至关重要的年代里,怀揣“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信念,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相濡以沫的故事,令人叹息也感人至深。还有仙桃作家达度的《贫困时代》也讲述了江汉平原上应氏父子在艰苦岁月里的命运沉浮:父亲处世的奴性与在家的暴戾,最终被揭发、整死的悲剧,与儿子在家庭暴力中倔强成长、发奋自强,通过读书、抗争走向新的生活的坎坷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书中关于江汉平原风土民情、民歌土语的描绘,也为全书增添了浓郁的地域文化气息。湖北有许许多多王作林、达度这样痴迷写作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勤奋与成就,也值得关注。匆匆一瞥,也有目不暇接之感。愿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文友们不断去谱写湖北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新篇章!

摘要: ■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 ■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 ■“纸上得 ... ■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 ■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 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繁荣的态势。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翎的《劳燕》、李佩甫的《平原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这个金榜具有风向标的作用。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深入贯彻,本年度长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城市题材强势崛起 城市表述走向深广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小说强势崛起,乡村叙事主流地位受到撼动。当然,这个变化一直在进行,只是近几年日益变得突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车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7.35%,而1999年仅为30.89%。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拉动中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中国正在进入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如何表述这些庞大的城市,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迫切的命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观;城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消费理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2017年问世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互渗中展开。红柯在《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等小说中,一直在以一种浪漫的笔调,用燃烧的句子书写新疆,致力于在西部发现现代人久违的灵性与诗意。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第一次写到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吴丽梅和徐济云是一对恋人,分别代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化形态,徐济云陷入了城市的名缰利锁中,精于算计、功利,与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吴丽梅的自由不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丽梅身上的神性之光,就如同沙漠深处的红柳一般,是太阳深处的火焰。而徐济云虽然是博导、学科带头人,但内心深处如同冰窖一般寒冷。吴丽梅和徐济云这一对恋人的分手,是城与乡的某种对立,也预示着两种文化在精神维度上可能的分野。 李佩甫从《羊的门》开始,经过《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构成了一个中原大地的谱系。有意思的是,李佩甫的写作视点一步步向城市挪移,《平原客》基本上就以写城市为主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既是反腐,也在认真探寻城与乡的关系。作家想追问的是:一个农村人进城做了高官之后,广袤的中原大地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一旦背弃了大地,他的堕落是必然的。徐则臣对北京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跑步经过中关村》开始,他的《耶路撒冷》等小说的视点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王城如海》干脆把北京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表明了徐则臣的雄心,他想把北京这个城市放在世界的坐标中并与之对话。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虽然隐藏在光鲜浮华的城市面孔背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基座。尤其是小说中弥漫着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是城市文明的隐喻:不仅是生态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旅居上海的作家陈仓的《后土寺》,写的还是农民进城的主题。陈仓自2013年起写了20来部以进城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北京作家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以充满奇幻的色彩虚构了一个城市――离忧城。整部小说中环保、游戏、科幻互相混搭。离忧城是乌托邦,更是对现实城市生活的真实反映,里面呈现的利益和道德的冲突,以及对人性恶的审视,是我们当下城市生态的映射。许多年来,作家就在写乡村的衰败,城市肆无忌惮的扩张就意味着乡村的退缩、衰落。优美的田园已然消失,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庞大的影子已经覆盖了过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也有不少笔墨书写工业化时代生态环境的恶化。李佩甫的《平原客》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树木、污染的空气,表达了内心之疼。 正是因为着力于探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才显示出独特性。关仁山自《天高地厚》开始,一直紧紧贴着北方农村的生活现实写作,其后问世的《麦河》《日头》也是如此。关仁山关注农民的命运,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农民英雄,这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悲壮色彩。《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本来是在北京打工,但是他毅然回到贫困的家乡白羊峪,克服各种困难,带领村民致富。范少山喜欢《创业史》,喜欢里面的梁生宝。从梁生宝到范少山,这是一个英雄的谱系,尽管时代不同,精神血脉却是相通的。 对现实的观照持久深入 历史战争题材还待深掘 其次是对现实的观照与批判力度与以前相比更加持久与深入。随着现实中反腐倡廉取得辉煌战果,作家们显然受到了鼓舞,创作了一大批反腐小说。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出版后好评如潮,同名电视剧热播,更是家喻户晓,将反腐小说创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李佩甫的《平原客》 也是写官场腐败。与周梅森不同的是,李佩甫把一个学者型官员如何成为阶下囚的故事,放在自己的平原系列长篇谱系中去,放置在厚重的中原大地上,在如此大的背景下书写腐败,更有精神文化的深度。省级高官李德林从乡村到城市,一步步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由城市、权力诱发的人性的贪婪,使他走向了毁灭。李佩甫在小说里不露声色地表达了试图用乡村朴素的道德来拯救灵魂堕落的愿望,那一句“麦子黄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在文中反复出现,就是这种拯救的声音。李德林“最喜欢一个人坐在麦地边上,点上一支烟,默默地坐着,倘或说这是在与小麦对话。……这是他人生最惬意的时刻”。与麦地的对话,就是与乡土的对话。但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传统道德并没有拯救这个异化的灵魂。此外,杨少衡的《风口浪尖》、钱佐扬的《昙花》也写了高官腐败。有些作品写到了教育、基层的腐败。如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将笔触伸向高校,他用冷夸张的漫画式笔法,叙述了渭北大学所谓的名教授徐济云如何在学术界如鱼得水、呼风唤雨,揭露了其中的学术腐败。而民间最有才华的艺人被淹没,进入皮影艺术研究院的所谓大师名不副实,成为阻碍皮影艺术发展的绊脚石。写基层腐败的作品主要有马笑泉的 《迷城》、李骏虎的《浮云》等。 这一年度,表现战争历史的作品有了新收获。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叩问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呈现。战争不仅关乎民族国家大义,更能考验人性。人性与人情在战争的环境里,更能迸发出耀眼的火花。2017年出现的一些表现战争历史的长篇小说,令人眼睛一亮。严歌苓的《芳华》,写的是部队文工团生活,里面对战争的反思,隐约有肖洛霍夫《一个人的遭遇》的影子,令人掩卷深思。张翎的《劳燕》与范稳的《重庆之眼》都是写抗战的作品。《劳燕》保持了张翎的《金山》《余震》的一贯水准,写的是一个女人在抗战期间与三个男人之间的复杂纠葛。战争的酷烈、人物命运的曲折、人性的拷问纠结在一起。《重庆之眼》写的是蔺佩瑶、刘云翔、邓子儒的旷世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揭示了重庆大轰炸给人们带来的剧烈伤痛。范稳以他一贯驾驭大题材的气魄与实力,将这段历史写得惊心动魄。表现战争的优秀作品还有赵本夫的《天漏邑》、叶兆言的《刻骨铭心》等。然而,可惜的是,中国的战争文学,与俄罗斯文学相比,往往止于战争,始终缺乏更大的视野,反思的力度不够。 文化意识满溢长篇 知识叙事渐成风潮 此外,随着一批学者型作家的崛起,文化意识愈来愈弥漫在长篇小说中,知识叙事渐成风潮,这使得对现实的反思与批判有了哲理的深度,使文本能够更好地承载深邃的思想,弥补重直觉感受的汉语文学本来就缺乏哲理思辨的不足。批评家李国平认为,2017年的长篇小说“知识性写作成为一个特点,《劳燕》《重庆之眼》《好人宋没用》都有附注,《梁光正的光》有谱系,《太阳深处的火焰》知识感也比较强,好多作家都是在具备了扎实的知识功课的基础上进入长篇小说创作的”。对知识叙事的偏好,还有乔叶的《藏珠记》,里面有大量的烹饪文化,刘庆的《唇典》里也有浓郁的萨满文化。 我认为,就小说的文化意识而言,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徐兆寿的《鸠摩罗什》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融进叙事情节,从而为长篇小说构筑了一个精神制高点。《太阳深处的火焰》 是在为中国传统汉文化进行寻根。小说融合了皮影、秦腔等民间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古歌、神话传说等文化因素,王磊光认为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因为“从文化层面看,则写到了塔里木盆地的日常生活、西域文化、少数民族的历史、汉民族的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经典文学艺术……故事元素与文化元素交织”。的确如此。如太阳般热烈、自由不羁的西域文化与关中农耕文明为代表的汉文化,成为这部小说的精神基座。 学者型作家徐兆寿的《鸠摩罗什》是一部精神之书。这是一部高僧的传记,是传记体长篇小说。《鸠摩罗什》行文闳放、瑰奇、雄辩,呈现了鸠摩罗什不可思议的传奇一生。小说里异象、预兆纷呈,是魔幻也是现实,是历史也连通现在与未来。更为精妙的是,作家在中西文化的大背景下,以佛学为立足点,与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进行学术对话。整部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思辨色彩,对佛教精义的阐释和故事叙述有机融为一体,特别是关于佛学、关于信仰,乃至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论辩,尤为精彩。如此看来,长篇小说不仅仅是叙事的,还是用来考辨的。尤其是深深扎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辨,为我们构筑了精神的高原。 回顾2017年的长篇小说,不可否认的是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有高原,没高峰。特别是城市题材的长篇小说在人物塑造、情节叙事上存在着模式化倾向。究其原因,批评家雷达认为,一些写实作家没有处理好与社会新闻的关系,“有的是把新闻事件直接搬进来,或者是对新闻元素没有很好地化解、融合。”根据材料写作,当然也可以写出大作品,但是缺少真切的体验终究难以写出振聋发聩之作。“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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