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的天子 第二盘部 万历搜秘 38、传说神宗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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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宗得奏大怒,下旨切责熊文灿,而杨嗣昌为之多方维护。到了崇祯十二年五六月间,降贼张献忠在湖北谷城复叛,罗汝才等贼共十三家群起相应。以下的演变,如《明史纪事本末》所记: 七月,二贼(按:谓张献忠、罗汝才)合于房县,左良玉追及之,大败而还,良玉失其符印。事闻,革文灿任,仍视事;降良玉职,戴罪杀贼。初,文灿与大学士杨嗣昌深相结纳,嗣昌冀文灿成功以结上知。文灿既偾,嗣昌内不自安,请督师南讨,上甚慰劳之。 八月壬戌,命大学士嗣昌以兵部尚书督师讨贼,赐尚方剑并“督师辅臣”银印,给帑金四万,“赏功牌”千五百,蟒纻、绯绢各五百。 九月丁卯,嗣昌陛辞,上宴于平台后殿,平觞三爵,赐诗,勒诗于各文庙。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银二百余万两。 十月,嗣昌至襄阳,入熊文灿军中,诏逮文灿入京,论死,弃市西。 按:熊文灿正法于崇祯十三年十月,距其拜命办贼只三年半。及至杨嗣昌督师,又错失了机会: 当是时官军新胜,贼又闻宰相亲出督师,大军并集,颇惧。乘此声势,诸将推锋急击,宜可歼贼;嗣昌申养锐之戒,诸将遂无斗志。虽遗将,但遥相遏,未会合击。……嗣昌迁延至岁暮未一战。 过了年就是崇祯十四年,这时李自成已成气候。李自成与张献忠其实大不相同,张但暴戾而李有谋略。《明代史》记: 嗣昌自出督师,入蜀多与献忠接触,而自成独收群贼走河南,得阉党尚书李精白子信,以曾发粟活饥民,为民所德,归贼为之号召。……又有卢氏举人牛金星、卜者宋献策皆归贼……减杀戮以结民,又散所掠财物赈饥民,且为之造谣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福王常洵封于洛阳,拥厚资不恤士。营卒勾贼陷其城,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

福王生前如此享福,而郑贵妃还一直以爱子未得大位为憾,据王鸿绪《明史稿》的《后妃传》,说神宗曾经应诺郑贵妃立福王为太子,所记如次: 大内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元殿,郑贵妃要帝谒神,设密誓,立其子为太子,因御书一纸,缄玉盒中,赐妃为符契。 按:大高元殿所祀者为玄天上帝,清朝诸帝每于此祈雨雪。在明末,由于世宗崇奉道教的缘故,大高元殿是个极神圣的地方,在此设誓也是件相当严重的事。神宗如果真曾有这样的许诺,则不惜违誓以保国本,出于怎样的想法,值得研究。 神宗之所以不立福王,实亦由于形势所格,爱莫能助。第一,李太后及王皇后保护太子;第二,群臣坚请立长。未立之前犹可假嫡庶为托词,既立欲废,更为困难。因此,到后来唯有设法不使福王就国。《雒阳行》中屡屡以郑贵妃母子比作汉高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其事甚类。按:汉高不废太子得力于“商山四皓”,所谓“羽翼已成,难动矣”。神宗明白这个道理,而郑贵妃及附郑贵妃者不懂,因而有“梃击”的怪事。是为导致邪正如水火,党争反复,报复惨杀,以迄于亡国的所谓“三案”之一。 这件怪事,发生在福王就国一年以后,时为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太子居慈庆宫,忽然有一天,有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直入宫门,打伤守门的太监李鉴,走到前殿檐下,为别的太监抓住,交付东华门守卫。第二天太子奏闻,命交法司审问,巡视御史奏称,此人名叫张差,蓟州人,“语言颠倒,形似疯狂,臣再三拷讯”,而“语非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系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重拟者”。 其时福王虽已就国,神宗待太子甚薄,因此“梃击”一案发生,举朝惊骇悲愤,都疑心郑贵妃与她的弟弟郑国泰谋害太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不能不采取严格的态度,准奏交刑部严讯。刑部复奏,“拟依殿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这在死刑上名为“斩立决”,一俟定谳,即时执行,而奏定未上,案情有了极大变化。

再回过头来谈神宗,他与他的祖父一样,俱曾数十年不朝,有的辅臣入阁而始终不得见天子一面,此实为千古怪事。至于数十年不朝的原因,在世宗,是为了一心想长生不老,在宫内设坛修道,为世所知;在神宗,何以至此是一个谜。 这个谜底,据黎东方博士见告,是因为神宗抽上了鸦片烟。黎博士作此断语,当然有史料上的确切证据;我从行为的比较去分析原因,确信必有其事。 自古无道之君,罪恶不外淫、虐两者,而所以荒废政务,浪掷民脂,亦不外巡幸无度,大事兴作。但神宗无一于此,试为分条比较如下: 第一,神宗并不好色。郑贵妃的得宠,起初或以颜色,但试想,郑贵妃万历十四年生常洵,这时的年龄最少也有十六七岁,到福王就国时,已经望五之年,如以色见宠,则早已色衰而爱弛。但郑贵妃又不是像宪宗的万贵妃那样有挟制之威,所以她得宠的始终不衰,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罕见的事例。 第二,神宗也不算暴虐。廷杖是明朝极恶劣的一种制度,神宗不过照传统行事,而且他也不像思宗那样动辄杀大臣。 第三,神宗“郊庙不亲”,遑论游览。不但不像武宗那样游行天下,甚至不出宫门一步。 第四,万历年间,虽有修三大殿的大工程,但那是因为三殿被灾烧毁,朝廷正衙,规制不得不崇闳,这与为了个人享乐而大起离宫别苑是不同的。 其次,论神宗的秉性和教养。他除了天性贪财,以及由张居正的言行不符激起一种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偏激心理以外,论他的资质是不错的,心地并不是糊涂透顶,此看他前后两次处理太子与郑贵妃母子间矛盾的手法,就可以知道。 这就是说,神宗并非没有亲裁大政的能力,只是对国事不感兴趣——明朝自罢相以后,大小庶政皆决于皇帝,后来虽有大学士之设,变相恢复宰辅,但看奏章、批票拟仍是一件极繁重的工作,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其结果不外两种:一种是假手于司礼监,大权旁落;一种就是像神宗那样,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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