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 万历搜秘 26、“梃击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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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盖衍补过”的办法,遗诏中有明确的指示,分条注释如下: 一、“内阁辅臣,亟为简任。”按:自永乐年起,大学士大致为四人,资望最深的为“首辅”。自万历四十三年起,只有方从哲、吴道南两人,吴道南丁忧,只剩下方从哲。神宗不补辅臣,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一个“懒”字。 二、“卿贰大僚,尽行推补。两咨考选,并散馆科道官,俱令授职。”按:卿者部院大臣,贰者副手,侍郎等官俱皆为“堂官”。科为六科给事中,道者各道御史。六科给事中及各道御史都为言官,在清朝的区分较微;而在明朝,两者的职权区分得很清楚:各道御史巡按地方,兼有行政官的性质,而各科给事中掌封驳,纯为纠正政令的言官。就此一方面而言,自军机处成为制度后,清朝的给事中权力远不如明朝的给事中。“万历末年,怠荒日甚,官缺多不补。旧制,给事中五十余员,御史百余员。至是六科(吏、户、礼、兵、刑、工)只四人,而五科印无所属(每科的首席称为‘掌印’,印无所属,是说没有‘掌印给事中’以为主持),十三道只五人(御史以十三行省区分,称为十三道,计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湖广、山西、云南等十三省,河北为北直隶,江南为南直隶,不专设而由各道分管,都察院衙门归河南道御史监察,在十三道中格外突出),六部堂官仅四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此见《廿二史札记》所述,可以想见当时政务的废弛。 三、“建言废弃及矿税诖误诸臣,酌量起用。”按:自矿税兴,凡有所奏谏或被认为办理不力的地方官,大多获罪,废为庶民。历任辅臣,多有请起复的奏谏,十九置之不理,此亦为言官所以缺额的主因之一。 四、“一切榷税并新增织造、烧造,悉停止。”(按:“织造”的名目为清朝所沿用,“烧造”原驻江西景德镇等处,在明朝即废止。) 此外还有“各衙门见监人犯,俱送司条审,应释者释放。东师缺饷,多发内帑,以助军需。阵亡将士,速加恤录”。真是“尽罢敝政”,光宗皆遵遗诏办理,为先人补过,如此之勇,得力于一个人。 这个人名汪文言,是皖南人,“有智术、负侠气”,王安延为上客。光宗即位,在内唯有王安可为倚恃,于是汪文言向王安建议如此,而王安照样建议于光宗,于是有发帑金犒边、尽罢天下矿税、起建言得罪诸臣、下前后考选之命等等慰中外之望的善政。光宗如能久居大位,明朝还有可救,不想在位只得四十天。此是别一案,暂且不提。

福王生前如此享福,而郑贵妃还一直以爱子未得大位为憾,据王鸿绪《明史稿》的《后妃传》,说神宗曾经应诺郑贵妃立福王为太子,所记如次: 大内北上西门之西,有大高元殿,郑贵妃要帝谒神,设密誓,立其子为太子,因御书一纸,缄玉盒中,赐妃为符契。 按:大高元殿所祀者为玄天上帝,清朝诸帝每于此祈雨雪。在明末,由于世宗崇奉道教的缘故,大高元殿是个极神圣的地方,在此设誓也是件相当严重的事。神宗如果真曾有这样的许诺,则不惜违誓以保国本,出于怎样的想法,值得研究。 神宗之所以不立福王,实亦由于形势所格,爱莫能助。第一,李太后及王皇后保护太子;第二,群臣坚请立长。未立之前犹可假嫡庶为托词,既立欲废,更为困难。因此,到后来唯有设法不使福王就国。《雒阳行》中屡屡以郑贵妃母子比作汉高的戚夫人和赵王如意,其事甚类。按:汉高不废太子得力于“商山四皓”,所谓“羽翼已成,难动矣”。神宗明白这个道理,而郑贵妃及附郑贵妃者不懂,因而有“梃击”的怪事。是为导致邪正如水火,党争反复,报复惨杀,以迄于亡国的所谓“三案”之一。 这件怪事,发生在福王就国一年以后,时为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太子居慈庆宫,忽然有一天,有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枣木棍,直入宫门,打伤守门的太监李鉴,走到前殿檐下,为别的太监抓住,交付东华门守卫。第二天太子奏闻,命交法司审问,巡视御史奏称,此人名叫张差,蓟州人,“语言颠倒,形似疯狂,臣再三拷讯”,而“语非情实,词无伦次,按其迹若涉疯魔,稽其貌的系黠猾,情境叵测,不可不详鞫重拟者”。 其时福王虽已就国,神宗待太子甚薄,因此“梃击”一案发生,举朝惊骇悲愤,都疑心郑贵妃与她的弟弟郑国泰谋害太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不能不采取严格的态度,准奏交刑部严讯。刑部复奏,“拟依殿宫殿前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律斩决不待时”,这在死刑上名为“斩立决”,一俟定谳,即时执行,而奏定未上,案情有了极大变化。

再回过头来谈神宗,他与他的祖父一样,俱曾数十年不朝,有的辅臣入阁而始终不得见天子一面,此实为千古怪事。至于数十年不朝的原因,在世宗,是为了一心想长生不老,在宫内设坛修道,为世所知;在神宗,何以至此是一个谜。 这个谜底,据黎东方博士见告,是因为神宗抽上了鸦片烟。黎博士作此断语,当然有史料上的确切证据;我从行为的比较去分析原因,确信必有其事。 自古无道之君,罪恶不外淫、虐两者,而所以荒废政务,浪掷民脂,亦不外巡幸无度,大事兴作。但神宗无一于此,试为分条比较如下: 第一,神宗并不好色。郑贵妃的得宠,起初或以颜色,但试想,郑贵妃万历十四年生常洵,这时的年龄最少也有十六七岁,到福王就国时,已经望五之年,如以色见宠,则早已色衰而爱弛。但郑贵妃又不是像宪宗的万贵妃那样有挟制之威,所以她得宠的始终不衰,在历史上是个颇为罕见的事例。 第二,神宗也不算暴虐。廷杖是明朝极恶劣的一种制度,神宗不过照传统行事,而且他也不像思宗那样动辄杀大臣。 第三,神宗“郊庙不亲”,遑论游览。不但不像武宗那样游行天下,甚至不出宫门一步。 第四,万历年间,虽有修三大殿的大工程,但那是因为三殿被灾烧毁,朝廷正衙,规制不得不崇闳,这与为了个人享乐而大起离宫别苑是不同的。 其次,论神宗的秉性和教养。他除了天性贪财,以及由张居正的言行不符激起一种有意反其道而行之的偏激心理以外,论他的资质是不错的,心地并不是糊涂透顶,此看他前后两次处理太子与郑贵妃母子间矛盾的手法,就可以知道。 这就是说,神宗并非没有亲裁大政的能力,只是对国事不感兴趣——明朝自罢相以后,大小庶政皆决于皇帝,后来虽有大学士之设,变相恢复宰辅,但看奏章、批票拟仍是一件极繁重的工作,令人望而生畏,于是其结果不外两种:一种是假手于司礼监,大权旁落;一种就是像神宗那样,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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